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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鹏,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甘肃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多年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宗教学研究与教学的范鹏,是甘肃省决策咨询专家,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范鹏无论是提出建议,还是审议发言,总能从专家的角度发表独到的见解。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范鹏根据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和提倡,向大会提出建议,希望把伏羲和女娲的诞辰分别设立为“中国父亲节”和“中国母亲节”。 范鹏说,节日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创建或设立,或源于习俗,或源于对某人或某重要事件的纪念,承载信仰、纪念、庆祝、祭祀等多项功能。中国传统节日,更是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好传统节日的作用,既可使人们在节日中增长知识,受到教益,又有助于彰显文化,弘扬美德,陶冶情操,传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纵观历史,富有民族色彩的节日也有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问题,其形成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沉淀凝聚的过程,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精神滋养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已有的传统节日中,尚缺少人伦道德方面的主题节日。 范鹏认为,应当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父亲节”和“母亲节”,具体日期建议分别采用在羲皇故里甘肃天水等地民间广为流传,已成民俗的“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的诞辰和女娲的诞辰,以使国人永远铭记。 “设立具有鲜明中国优秀文化色彩的‘父亲节’和‘母亲节’意义重大。”范鹏说。 范鹏认为,设立这两个节日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增强民族历史记忆。伏羲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源头,展现了我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先进地位和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成果。表现为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家庭和血缘亲情关系,形成以家庭为核心、层层外扩的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相互依存的家国一体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孕育出许多伟大而影响深远的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和珍贵遗产,应当世代传承和发扬。 范鹏认为,设立这两个节日还有利于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跟风过“洋节”,却不知道“洋节”的含义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如主要源自美国的“父亲节”和“母亲节”,对中国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缺乏文化内涵与历史记忆,更不用说能起到什么文化滋养的作用了,而包含伏羲文化、女娲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我们的节日设置应当充分体现这一优势。 范鹏认为,设立这两个节日更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能助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伏羲女娲文化对中华文明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主脉,其中包含了哲学、伦理学、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丰富文化因素,具有巨大的文化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重要精神纽带,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离不开这样的文化传承。 范鹏建议,基于上述理由,国家应当将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的诞辰农历五月十三设立为“中国父亲节”,将中华人文始祖女娲的诞辰农历三月十五设立为“中国母亲节”,让中国人有自己的“父亲节”和“母亲节”。三月十五母亲节、五月十三父亲节体现了两节紧密的文化联系,能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 甘肃人大客户端记者 张孝峰 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许多人都知道,这个“父亲节”和5月份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一样,都是由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却鲜有人知晓,中国也曾有过属于自己的父亲节。 1945年8月,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无数将士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血洒疆场。为了鼓舞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为了颂扬和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父亲们,上海一些爱国人士及社会名流发起倡议,建议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父亲节”。 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八八父亲节缘起》,消息称,美国的茄维丝女士在悼念战争死难者时发起了创立母亲节的倡议,以纪念和赞扬那些战争英雄们的母亲;而今,无数爱国将士战死沙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记住这些英勇的父亲,故在此发起“八八父亲节”活动。消息的末尾记录了十位主要发起人,京剧大师梅兰芳也位列其中。 8月7日,《申报》在一版的一角再次刊发了消息《明日“父亲节”,尽孝道莫忘助学》,文中再次强调发起父亲节活动的初衷,倡议为人子女者在8月8日这一天,胸前佩花,纪念父亲节。 8月8日,许多受到感召的子女都参与了“八八父亲节”的活动。父亲健在者,佩戴红花,以示庆贺;父亲已故者,佩戴白花,以示哀思。纪念亡者的同时,也不忘为生者谋福利,发起活动的各界名流将自己所佩花朵献出义卖,卖花所得均用于捐资助学。 在发起“八八父亲节”的一周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上海名流如吴稚晖、李石曾、潘公展、杜月笙等人觉得,定父亲节很有意义,有特别加以提倡的必要,便联名呈请国民政府准予规定每年8月8日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后来呈请获准,8月8日就正式成为中国的父亲节了。 据称,之所以定8月8日为父亲节,是因为“八八”与“爸爸”谐音,便于记忆,且“八八”两字连缀起来又好像一个“父”字。此后直至1948年,“八八父亲节”都是中国法定节日之一。 半世纪前如何过“父亲节” 父亲节即将到来,许多人开始为庆祝节日悄悄做着准备。网上开始出现关于父亲节的帖子,不少网友发表网文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感激;身边有朋友开始选择父亲节的礼物了,更多的人准备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对父亲说声“节日快乐”;再多留意一下,还能看到一些商家针对父亲节的促销信息。 现代人有多种途径和方式来庆祝父亲节,但是,在我国自己的“父亲节”设立之初,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的时代,人们又是如何庆祝父亲节的呢? 1946年,“八八父亲节”被国民政府定为法定节日。当年8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第六版的副刊刊登了读者甲乙木的文章《父亲节的话》,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则在第六版刊发了《关于“父亲节”的闲话》一文,庆祝父亲节,仅此而已。 而同一天的《申报》却显示,上海的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申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名为《今日庆祝“父亲节”,义卖纪念花充作助学金》的新闻报道。据报道,8月7日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内热闹非凡,两百多人盛装出席,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父亲节庆祝会。会上,一位父亲面容慈祥地站起身,接过儿子呈献的一束鲜花,现场弥漫着感人的浓浓亲情。在发起人的带动下,与会人士齐声高唱《父亲颂》:“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羊跪乳,乌反哺,爱我母,爱我父……”同时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所收款项共计857万元。在同版报纸的左下角,还列有详细的捐款名单。 还是在同一张报纸上,当天还刊登了一则以《庆祝父亲节伟大贡献》为大标题的1/3版广告。这是一家墨膏厂的广告,副标题为《敬请全国父亲一致鼓励子女晨起习字》,发动“父亲节书法竞赛活动”。可见,利用节日促销商品的历史由来已久。 1947年,即“八八父亲节”被定为法定假日的第二年,上海的庆祝活动更为丰富。据《益世报》报道,“八月八日父亲节,沪市将有一番盛况”,并介绍父亲节在上海“扩大推行”。《申报》依然关注父亲节,并开辟了父亲节纪念专刊。纪念专刊有一则声明,原文为:“今日父亲节,本刊特选编有关文艺作品数篇,籍慰天下父母心。《一寸山河一寸血》暂停一期,特此声明。”《一寸山河一寸血》为该报当时的连载文章。 这一年的父亲节前夕,上海《儿童故事月刊》发起了征文活动,在《申报》刊登的一个报花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父亲节征文今日在<儿童故事月刊>揭晓》,旁边标注了《儿童故事月刊》的价格和订购方式。这一活动依旧与商业活动有关,可见,当时便有不少商家看中节日的商业效应,越来越多地盯上了这个新兴节日——父亲节。 “父亲节”受冷遇 中国人崇尚孝道、尊敬父母,然而却不善于表达感情,尤其对父亲,正如父亲不善于对子女表达爱一样。因而,有伦理学家认为,60多年前,当中国发起设立属于自己的“父亲节”之时,这种不善表达的传统也影响了父亲节的推广和普及。 天津伦理学会副会长、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赵士辉向记者介绍,在封建时期,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更多地承担经济责任。那时候人口多,为养家糊口,父亲必须劳苦奔波,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就更多地落在了母亲身上。因此,孩子多与母亲感情更深,而和父亲接触较少,自然比较疏远。这是造成父亲与子女之间不善表达感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八八父亲节”受到冷遇的一个因素。 不过在男女平等的今天,母亲与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均等,父亲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子女的某些生活习惯、思想作风,都与父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因此赵教授认为,不管是8月8日,还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庆祝“父亲节”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子女的感恩意识,值得宣传推广。 当年“父亲节” 南热北冷为哪般 从1946-1947年天津和上海媒体报道来看,“八八父亲节”的庆祝活动呈现出“南热北冷”的态势,当上海各界积极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之时,天津本地却未有见诸报端的庆祝活动。这是为什么呢?既然从1946年起,国民政府就已宣布承认父亲节,将父亲节定为具有法定意义的全国性节日,为何在南北两地对待节日的态度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专门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江沛教授。 江教授介绍,1945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对外来侵略中获得彻底胜利的战争,这胜利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是,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数父亲失去了儿子,无数儿子失去了父亲。因此,在抗战胜利之时,人们需要一个节日来寄托哀思、期盼幸福生活。“战争总算结束了,在寄托哀思的同时,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重建家园。这一节日的设立就反映了民众的这一需求。”于是,“八八父亲节”便应运而生。 然而,在推行“父亲节”的过程中,南北不同城市却不得不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差异的影响。 “1946年,华北地区已成为中国内战的主战场,处于战火中的天津老百姓,哪有心思过父亲节?”江教授说。 连年战火容易让人产生末世情怀。1943年前后,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重庆曾有民谣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人们觉得抗战胜利遥遥无期,由此产生“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思想。江教授说,内战时期的人们也普遍具有这种情怀,上海也不例外。据此推测,在当时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上海,民众也许把这一节日看成了生活的一种装饰,“起码看起来像是在过正常的生活”。 同时,上海对“八八父亲节”的相对重视,江教授认为,与城市更为西化有关。在相对开放程度较小的北方,人民更注重那些与时令有关的传统节日,“对于突然设立的‘父亲节’,接受起来显然更困难一些”。 (巩胜男 李宁)范鹏: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父亲节”和“母亲节”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范鹏: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父亲节”和“母亲节”、范鹏: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父亲节”和“母亲节”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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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nonc.cn/post/3334.html发布于:2025-11-24



